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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确切时间,摸着石头

作者: 理财保险  发布:2019-09-16

摘要:史上首次!中国四大行全面登顶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 近期,全球权威杂志英国《银行家》发布2018年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中国四大银行首次包揽1000家大银行前四名,排名顺序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其中,中国工商银...

 

·中资银行:由“技术性破产”到利润过万亿元

“即使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2003年至2010年这段中国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过程,也是史无前例的创造性改革,为世界提供了市场化转型改制的成功范例和宝贵经验,完全可以载入世界金融史册。”对于国有大行的股改历程,刚刚发布的新书《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改史》中这样写道。

  “史上首次!中国四大行全面登顶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

 

·外资银行:资产从零增长至逾万亿元

时针拨回到21世纪初,中国银行业曾一度陷入“技术上已经破产”的窘境。通过股份制改革和转型发展,中国银行业浴火重生。目前,中国银行业总资产超过了270万亿元人民币,居全球第一位。

  近期,全球权威杂志英国《银行家》发布2018年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中国四大银行首次包揽1000家大银行前四名,排名顺序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其中,中国工商银行更是以一级资本3241亿美元连续六年位居榜首。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刘永刚

“回顾中国金融业的改革,特别是国有银行改革,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并没有现成的模式、案例可以仿效。改革过程相当艰辛。”5月16日,在《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改史》新书发布会上,中国-中东欧基金董事长姜建清(SFI理事长,原工行董事长)在回顾国有大行股改历程时表示。

  谁能想到,就是这样的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在十几年前,竟面临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困境,其不良贷款率还高达20%以上。若按规定计提足值拨备,国有大行将严重资不抵债。以至于当时国外的部分学者给中国的国有大行冠以“技术性破产”的帽子。

四大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确切时间
  中国工商银行 

  2005年10月28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注册资本为2480亿元。其中,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财政部分别持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50%股权。股份公司成立后,将完整承继中国工商银行的资产、负债和所有业务,并将继续从事原经营范围和业务许可文件上批准、核准的业务。 

  2006年10月27日,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在上海和香港两地成功实现A H同步上市,发行募集资金刷新全球IPO纪录,标志着工行的股份制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 

  中国银行 

  2004年8月26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 

  2006年6月1日,中国银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 

  2006年7月5日,中国银行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是我国首家在A股市场挂牌上市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创造了中国资本市场有史以来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新纪录,同时也成为目前沪深两市中权重最大的上市公司、国内首家H股和A股全流通发行上市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以来第一家大型公司上市项目。 

  中国建设银行 

  2004年9月15日,中国建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由汇金公司、中国建投、宝钢集团、国家电网和长江电力共同发起设立股份公司,注册资本为1942.3025亿元。 

  2005年10月27日,中国建设银行成功地在香港联交所挂牌,成为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首家上市的银行。 

  2007年9月25日 中国建设银行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 

  中国农业银行 

  2009年1月9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召开创立大会,其注册资本2600亿元。经国务院批准,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财政部代表国家各持该股份公司50%股权。 

  2009年1月16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

“我的终点,就是我的开始。” 英国诗人艾略特曾用这句发人深省的格言描绘人生。过去10年间,这句话也成了中国银行业的真实写照。

姜建清称,股份制改革是我国国有银行改革的辉煌序章,也是没有退路的“背水之战”和“一场输不起的改革”。

  放眼改革开放40年,中国银行业走出了一条“涅槃重生”的道路。国有大行不但在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还完成了华丽转身,资本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而这一切与发端于2003年下半年的那场“孤注一掷”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改革密切相关。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编辑

2002年2月,中央在京召开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必须把银行办成现代金融企业,推进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综合改革是整个金融改革的重点”;“无论是充分发挥银行的重要作用,还是从根本上防范金融风险,都必须下大决心推进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可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此后,降低不良资产、实行审慎原则的会计制度,到实行股份制,再到上市这“三步走”的改革步骤已成共识,随后的银行业改革基本遵照这一思路。

2003年,为了改革当时的银行业监管体制,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同年4月28日,中国银监会正式挂牌;12月27日,《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颁布。

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进一步明确,选择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创造条件上市。走股份制改造之路,是当前国有银行走出困境的战略抉择。

1、前奏

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及其他文件,提出深化金融改革,将工农中建由专业银行转变成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为此,从四大行中剥离了政策性业务,组建了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三家专门执行政策性业务的专业银行(即政策性银行)。

为解决国有独资银行长期积累的不良资产的问题,国务院于1999年先后成立了四家直属国务院的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1999.10.19)、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1999.10.18)、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1999.10)、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1999.10),专门对应负责解决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不良资产的问题,为四大银行发展成为大型商业银行奠定了基础。

2、注资

2003年12月16日,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

2004年1月6日,中央政府创造性地运用外汇储备注资大型商业银行:由汇金公司拿出450亿美元外汇储备(合计3724.65亿人民币)注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并引进战略合作伙伴,标志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拉开序幕。

2004年8月24日,中国银行股份制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2004年9月21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对外挂牌,标志着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已经完成。

2004年,交通银行通过定向募股方式,补充资本金191亿元,其中财政部、汇金公司和社保基金分别投资50亿元、30亿元、100亿元。交通银行通过财务重组由股份制商业银行改制为国有商业银行,为建立真正的现代金融公司治理结构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2005年4月,中央汇金公司又拿出150亿美元外汇储备对工商银行注资。

2008年11月,中央汇金公司拿出190亿美元对农业银行注资。

3、引进战略投资者

在成立股份公司之后,在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下,国有商业银行开展了极富创意的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工作。

2004年8月6日,交通银行与汇丰银行(HSBC)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汇丰银行以每股1.86元人民币的价格购入交行19.9%的股权,即77.75亿股,成为仅次于财政部的第二大股东,投资金额达17.47亿美元。

2005年6月17日,建设银行和美国银行签署了关于战略投资与合作的最终协议。根据协议,美国银行将分阶段对建行进行投资,最终持有股权可达到19.9%。首期投资25亿美元购买汇金公司持有的建行股份。2005年7月1日,建行和淡马锡旗下的全资子公司亚洲金融控股私人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战略投资的最终协议,亚洲金融以14.66亿美元购入建行5.1%的股权。

2005年8月,中国银行与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9月与瑞银集团,10月与亚洲开发银行;2006年3月与全国社保基金,分别签署协议。5家机构作为新的战略投资者。苏格兰皇家银行出资总计31亿美元,购入中行10%的股权,其中将一半股权卖给了高盛、李嘉诚私人基金;淡马锡购得中行5%股份。

2006年1月27日,工商银行与高盛投资团签署了战略投资与合作协议,高盛投资团出资37.8亿美元购买工行新发行的股份。2006年4月28日顺利完成资金交割。这笔当时最大的境外投资者对中国金融业的单次投资,约占工行股份比例总计的8.89%。

作为四大国有银行的最后一名“登陆者”,2009年农业银行股份公司成立之后,根据当时国内外资本市场的情况,没有延续前期经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只引进了几家财务投资者。

4、上市

在成功改制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基础上,国有商业银行随即展开首次公开发行和股票上市工作:

2005年6月23日,交行H股在香港上市;

2005年10月27日,建行H股在香港上市;

2006年6月1日中行H股在香港上市,7月5日中行A股在上海上市;

2006年10月27日,工行A H股同步上市;

2007年5月15日,交行A股在上海上市;

2007年9月25日,建行A股在上海上市。

2010年7月15日和16日,农行A股和H股先后在上海证交所和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至此,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圆满“收官”。

10年有两位主角: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2003至2013年10年间,中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更像是经历了一场“涅槃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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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面临“技术性破产”

10年前,中国银行业曾被外界认为已经到了“技术性破产”的边缘,很多银行由于背负历史遗留的巨额坏账损失,盈利能力也不被看好,再加上违法案件频发,很多人对中国银行业的未来发展产生质疑。

国有银行重组上市没有“贱卖”

  1999年末,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总额约3.2万亿元,仅次于经济停滞不前的日本,居亚洲第二位。

10年后,中国银行业的变化足以让那些曾经的质疑者为之惊叹:中国工商银行(601398.SH)、中国农业银行(601288.SH)、中国建设银行(601939.SH)、中国银行(601988.SH)、交通银行(601328.SH)、招商银行(600036.SH)6家银行在2012年集体跻身世界500强企业排名。

作为股改试点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分别于2005年10月和2006年6月上市。而当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率先上市得到市场关注和超额认购后,人们发现之前出售给战略投资者的价格,明显低于公开发行价,一时间国有银行被“贱卖”的舆论掀起满城风雨。

  巨额不良贷款对中国的银行业、金融业运行构成严重威胁。在这一背景下,1999年,国务院先后成立了四家直属国务院的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2.10 -1.41%)资产管理公司(下称“信达公司”),专门对应负责解决四大行不良资产的问题。至2000年7月,承接工作基本完成,共计剥离约1.39万亿元的不良资产。

10年前,外资银行在中国更像是一个“另类”,他们的员工大多是外国人,衣着靓丽;他们在中国的金融业务刚刚开始,还稍有些摸不着头脑。

国有银行重组上市是否存在“贱卖”问题?

  但是,剥离不良资产依然没有触及银行经营管理体制的深层次矛盾,无法根本扭转国有银行的经营困境。按照新的贷款五级分类标准,截至2003年9月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仍高达约2万亿元,不良率达到21.38%。

10年后,“外资银行们”已经如鱼得水;他们在中国的资产从零增长至超过万亿元;他们的中国区负责人由老外变成了熟悉中国金融规则的中国人。

发布会上,中国金融出版社社长蒋万进从国有银行股改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分析,“在3%、4%、5%的内部折现率下,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给国家带来的净收益分别为8.95万亿元、8.07万亿元、7.29万亿元,收益远远大于股改成本,而且推动国有银行为国家创造了数万亿元的净回报。这些经得起推敲的数字就是对国有银行股改‘贱卖论’最有力的回击。”

  而在国内外投资者眼里,即使21.38%的数字,也被认为藏有水分。在2002年和2003年,“中国的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成了众多国际报刊上的大标题。

10年,中国的银行业发生了太多故事。

该书中,原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也谈到,中国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定价是比较合理的,国有银行没有被“贱卖”。“中国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定价,市净率约在1.2倍左右。这是基于会计师事务所对第二次不良资产剥离后的资本净值而做出的定价。在国际评级机构认为中国国有银行面临技术性破产的背景下,这样的估值是合理的。”

  对于这段黑暗历史,2012年初,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有过这样的回顾:“当时很多国际国内主流媒体对中国金融都有非常严峻的描述,比如"中国的金融是一个大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爆炸","中国的商业银行技术上已经破产"。当时,大型商业银行报告的不良资产率是25%,市场的估计基本在35%至40%。还有一些人指出,如果按照贷款的科学分类,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可能超过50%。这很大程度上使得国际国内很多人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比较悲观,失去了信心,外资也不敢进入中国金融业。”

监管嬗变:银监会“出炉”

“今天很多人谈国有银行股改,关注点往往都聚焦于股份制改造,聚焦于IPO上市。但万物皆有源。国有银行走上股改之路,是整个经济金融改革的深化和突破,背后有着清晰、连贯的历史脉络。”中国工商银行行长谷澍称。

  当时国有银行何以陷入这般困境?

2002年,关于央行双重角色的争论愈演愈烈———既是货币政策决策者,又是银行业管理者———彼此冲突。业界呼吁,一个独立的银行业监管机构,有助于银行业向外资全面开放之前,整治与清理国内商业银行。

理念与机制的深层变革

  根据当时的调查分析,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历史形成主要还是来自政府干预、法律环境薄弱、大型商业银行客户群管理不善等原因,与当时的信贷文化有密切关系。当然,大型商业银行自身治理不规范、经营管理不善、金融压抑、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外部监管不足、考核机制不健全等也是重要原因。

对于这种呼吁,魏加宁是强有力的支持者。当时还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的魏加宁曾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的采访。2001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根据国务院领导指示准备认真研究一下金融改革与金融安全问题。在国内调研和出国考察的基础上,课题组提交了一系列研究报告,其中的一份内部报告提出了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适度分离的建议。

“中国国有银行40年的改革发展,成就令人瞩目,但近一半的时间在与不良资产作斗争,教训极为深刻、刻骨铭心。”姜建清表示。

  具体来看,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约30%是受到各级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干预;约30%是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所形成的;约10%是国内法律环境不到位、法制观念薄弱以及一些地区执法力度较弱所致;约有10%是政府通过关停并转部分企业进行产业(包括军工产业)结构调整所形成。总的来看,20%的不良贷款是大型商业银行自身信贷经营不善造成的。

魏加宁说,“至于当时中央最后是如何论证和决策的,我既没有参加过论证,更没有参加过决策。”

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货币发行量的大幅度扩大,银行贷款迅速增长,成倍扩张。在企业和银行开始走向市场的过程中,银行的不良贷款也逐步累积和暴露出来,成为制约中国经济金融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

  在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风险积聚的同时,中国加入WTO也在2001年取得了关键性突破。中国政府承诺,2001年12月加入WTO起的3年后,开放外资银行的境内公司人民币业务;5年后再开放外资银行的境内零售人民币业务。这意味着,到2006年末,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后,中国银行业将不得不与国外同业,尤其是西方大型银行展开全方位竞争。

2003年4月28日,中国银监会成立,首任主席刘明康一直称自己为“工作在一线的救火队员”。如今,中国银监会已经走过了第一个10年,这10年所带来的最大成就便是今天规模庞大的中国银行业。

数据显示,上世纪末,国有银行不良率高企,从1984年到1990年,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不断上升,大多数年份在10%以上,80年代末期达到15%,1996年时四大国有银行不良率一度超过20%。

  这种竞争,对积弊已久的中国银行业而言,是生死存亡的考验,彼时各界对国内金融机构竞争前景普遍担忧,银行体制改革滞后问题也愈发被关注。同时,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早已给中国脆弱的金融体系敲响了警钟,加强了改革的紧迫感。

作为履行金融监管职责的特殊职能部门,衡量银监会过去10年工作得失的标准并不在于银监会本身,而是其监管下的整个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态势。从银行业自身的数据看,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网点数量、资本净额、资产规模成倍上升,盈利能力、经营状况大幅改善,抗风险能力逐渐增加。

姜建清表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家高度重视金融风险,开始着手重点解决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并为之后国有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革做了思想和基础准备。

  在此背景之下,国家决定启动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据《中国银监会2012年年报》显示,2012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有法人机构3747家,资产总额133.6万亿元,拨备覆盖率上升至295.5%,不良贷款率下降至1.56%。

“记得2005年8月,当时姜建清董事长提出当年经营利润(相当于现在拨备前利润的口径)要达到900亿元。2018年工商银行的拨备前利润5340亿元,一个季度就超过900亿元。但这么多年来,我印象中任务完成最难的还是2005年那次,想尽办法完成利润目标,为股改创造条件。”回忆股改历程,谷澍感慨良多。

  改革奏响“三部曲”

这样的数据令10年前较为流行的“中国银行业已技术上破产”和“贱卖论”等言论不攻自破。与时俱进的银行业在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缴纳了巨额税收的同时,更为宏观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谷澍表示,工商银行早在1999年部分剥离不良资产之际就拉开了股改序幕。从2000-2004年,依靠自身努力使不良资产余额下降2052亿元,解决了近1万亿元的借新还旧贷款,新增贷款不良率控制在1.6%以内,并在上市前保持了年均近30%的净利润增速。

  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十六大在总结十五大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略。其中,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依然是重中之重。十六大报告指出,“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在2012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已卸任银监会主席一职的刘明康向《中国经济周刊》回顾了银监会的发展,并坦言:“近10年来,银监会推动银行业牢牢把握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转型这个中心任务,积极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银行业体系,鼓励创新体制机制和服务产品,助推破解经济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质效大幅提高。”

谷澍认为,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有三大特点,即改革的承续性、独创性、综合性。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使国有商业银行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创造条件上市”。当年12月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访问美国时公开表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目标已经设定”,半年之内就会开始。自此,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全面提速。

时任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曾坦言,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银行业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快速扩张时期,能否建立一个完善、有效的监管体系,对银行业的发展而言意义重大。在此背景下,中国银监会于2003年正式成立,并在随后推进中国银行业深化改革、破解难题方面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比如,在独创性方面,利用国家资产负债表,创造性地通过以外汇储备注资中行和建行。此外,工商银行在股改中采用了“共管基金”的独创模式,用未来的收益偿付改制成本。

  回顾历史,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总体上分为三个步骤。一是财务重组,即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消化历史包袱,改善财务状况。

“银监会成立至今,曾先后发布实施了600多件监管规则、规范性文件,初步形成了涵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等主要风险的审慎监管规则体系,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制度基础。”蔡鄂生表示。

“这些独创既减少了重组改制成本,又赢得了时间窗口,促进了股改的顺利进行。”谷澍称,国有银行股改不仅给国有银行带来了资金和资本,更带来理念和机制的深层次变革。

  财务重组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前提和基础。2003年12月,为了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化解不良资产,解决历史的包袱,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党中央、国务院决定,选择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并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希望藉此从根本上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体制。自此,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正式拉开序幕。

正是在这种风险意识的约束下,中国银行业的实力逐步开始让世人惊叹。

改革任重道远

  此后数年间,中央汇金又分别向交通银行注资30亿元、向工商银行注资150亿美元。2008年11月6日,汇金公司以1300亿元人民币等值美元注资农行,注资完成后,汇金公司持有农行50%的股份,同时,财政部在农行的1300亿元所有者权益将保留,双方并列成为农行第一大股东,各持有50%的股份。

背水一战的国有银行改革

通过股改,国有银行经营体制机制、理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通过政府注资,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得到了很大的补充,增强了市场竞争力。此外,通过注资引入外部审计,也增大了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状况的透明度,为广大公众的监督创造了条件。

2002年12月25日,一档聚集着众多金融界精英的财经节目正在录制,经济学家李扬面对着众多观众说,中国银行业没有像外界说的那样一塌糊涂。

谷澍认为,上市后资本市场的外部关注本身就是很好的约束和激励,各家银行都要定期公布自己的业绩。同时,股改过程中既引资又引智,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国有商业银行在业务和管理方面也学到很多东西。

  当然,注资不是惟一手段。在对建行、中行进行注资后不久,被称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第二次剥离”的行动悄然启动。2004年6月,在四大行五级分类不良贷款率仍“高筑”的情况下,国家再度对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两家银行施以援手。通过竞拍的方式,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共2787亿元可疑类不良资产,被信达公司纳入囊中。此举无疑将为两行的改革进一步卸下沉重包袱。

彼时,中国刚刚加入WTO,包括高盛在内的众多外资投行纷纷发布报告认为,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已经濒临“红线”,西方一些媒体甚至在头版用“中国的银行业已经技术性破产”的标题来吸引眼球。

“通过不良资产核销处置、债转股等一系列措施,国有银行的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国有企业的轻装减负,优化重组和转型升级。”谷澍称。

  改革的第二步便是公司治理改革,即根据现代银行制度的要求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对银行的经营管理体制和内部运行机制进行改造。公司治理改革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

当时,中国银行业的公司制治理相对薄弱,经营管理相对粗放,而违法违规案件频发,积聚了大额的不良资产。中国银行业能否抵御强势的西方金融机构的冲击?多数海内外投资者并不看好中国银行业,西方所谓的“技术性破产”之说也是在此背景下产生。

李礼辉表示,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有许许多多成功的案例与经验。“我认为,最根本的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同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并且在产业和企业的组织架构中,尊重市场经济的原理和原则,改革开放不是一劳永逸的,改革开放必须与时俱进。”

  改革的第三步是资本市场上市,即通过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进一步改善股权结构,真正接受市场的监督和检验。立足各自股份制改造的不同特色,在国家外汇注资等系列政策支持下,通过财务结构重组、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及公开发行上市等先后几个阶段,四大国有银行相继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掀开了改革发展的新阶段。

“当时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曾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加入世贸之后,根据协议,中国银行业将在5年的过渡期内逐步开放,过渡期后全面开放,国有银行将直接与“狼”共舞。

“股改上市并不是国有银行改革的终点,它只是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新起点。”姜建清认为,当前,大型商业银行正处于经济周期、行业周期、科技周期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改革还任重道远。

  2005年6月,交通银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2007年5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2005年10月,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上市,2006年成功回归A股市场。2006年6月和7月,中国银行也先后在香港H股和境内A股成功上市。2006年10月,中国工商银行成为在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同时上市的第一家金融企业,当时创下全球有史以来IPO最大规模。2010年7月,农业银行先后在上海和香港两地上市,至此国有银行股改上市画上了圆满句号。

2002年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可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

姜建清表示,金融业是经营风险的机构,本身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尽管金融风险与市场环境变化相关,某种意义上具有特殊性和偶然性,但过度扩张、盲目创新,忽视金融运行的基本规律,疏于风险防范才是罪魁祸首。

  在资本市场上市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深化和升华。通过公开上市,银行的融资渠道得到进一步扩大,资本金问题得到很大的解决。并且,随着银行上市和财务状况的逐步改善,还能在证券市场向原股东配售新股以及向新的投资者增发新股,吸引更多的资金参与上市银行的发展和壮大。此外,不仅仅是融资,通过公开上市,我国主要商业银行开始真正成为市场化的主体。

随后的2003年,在华融、信达、长城、东方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购买了账面价值约1.3万亿元的不良贷款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累积的不良贷款仍然高达近两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仍有21.38%。

对此,他有几点深刻体会:一是,金融发展是服务实体经济、解决自身困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与有效方法;二是,创新是金融改革发展的根本动力,其中制度创新更是激发金融活力的引擎;三是,市场化机制的构建贯穿于金融改革整个过程,也是打造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的必由之路;四是,金融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从战略到实施需要各个环节的协同配合和精细推进;五是,风险管理永远是金融的要义,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是金融改革的底线。

  中国银行业崛起

在当年的全国两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被问及最多的问题,就是国有银行的改革何时开始,温家宝对此的回答是: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从2003年到2009年,这场耗时数年的股份制改革建立了有利于银行长期发展的现代银行制度,给大型银行带来巨大转变。

2003年12月16日,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汇金公司”)悄然挂牌。很多外媒记者都在打探:汇金在中国金融系统中的角色是什么?

  通过这次改革,我国银行业整体实力大幅提升,资本实力、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不断提高,一些商业银行跻身全球大银行之列。

2004年1月6日,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公布了股改方案。主要内容是,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严明的内部权责制度,形成良好的财务约束和内在风险防范机制,同时要进行相应的财务重组,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建立良好的财务基础和严格的财务标准。

  根据银保监会数据,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首次突破250万亿元,达到252万亿元,资产规模已位居世界首位,是2003年改革前(2002年末为23.7万亿元)的10.6倍。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实现持续“双降”,其中不良贷款余额降至1.71万亿元,不良贷款比率从2002年末的23.6%下降到2017年末的1.74%。

其中,汇金公司注资中国银行225亿美元;注资中国建设银行200亿美元,代表国家对国有大型金融企业行使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维护金融稳定。

  与此同时,股份制改革让商业银行内部风险管理能力得到持续增强,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坚持推进改革和加强经营管理并重,公司治理架构不断规范,新的体制和机制日益发挥重要作用。2008年下半年,美国次贷问题蔓延和加深、演化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健康强劲,我国商业银行改革启动及时、持续推进,我国金融业整体抗风险能力得到显著增强,使我国经受住了这轮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应该说,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成效。

此后汇金公司先后完成对交通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的注资。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完成股份制改造。

  此外,这次改革后,我国银行业积极参与国际银行业监管改革和标准制定,金融监管体制不断完善。2009年,我国金融管理机构代表中国正式加入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标志着我国开始全面参与国际银行业监管标准与准则的研究制定工作。周小川称,总体看,经过这轮改革,我国初步建立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金融法规体系,全面推行了贷款质量五级分类等一系列审慎监管制度,加强法人监管,改进监管手段,实施国际标准的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强化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监管,加强对创新业务的监管和指导,基本形成了审慎监管的法规框架。

财务重组为国有商业银行建立真正的现代金融公司治理结构奠定了基础。当时,《中国经济周刊》曾以《银行改革不宜“想法太多”》为题评论称,“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本来就是一场倒逼下的改革”。

  回顾14年历程,从“技术性破产”的悬崖边走回的中国银行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根可靠支柱。以产权为核心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使得中国大型银行涅槃重生,翻开了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新篇章,在中国当代经济史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05年底,《中国经济周刊》刊发报道《银行改革很行?》,对这一年波澜壮阔的改革进行了回顾。报道称,2005年的银行业更像是一部“电影”,不断地为我们上演着一场场“剧目”。这其中,既有“悲”,又有“喜”。

  如今,完成股份制改革的大型商业银行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基石,但这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顺利收官只意味着中国金融业改革近期目标的实现,国有银行改革之路却还未走完。

“悲”的是老百姓还不满意银行目前的服务,而银行似乎只是埋头于大刀阔斧地削减自身不良资产率、明晰产权,早已忽略了其称为“上帝”的储户是何感想? “喜”的是在国家政策帮助与自身努力的共同作用下,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规模大幅下降,不良资产总额和不良资产率实现持续“双降”。全国113家城商行、股份制银行改革和纳入整个金融系统改革中。

  “国有银行改革永远在路上,没有终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大型商业银行需要持续推动经营转型和完善公司治理。股改上市并不是国有银行改革的终点,它只是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新起点。”在今年第十届陆家嘴论坛上,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姜建清这样总结国有银行改革。

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带动下,政策性银行、中小商业银行的改革也逐渐提速。国家开发银行商业化运作启动。中小商业银行也借助上市之路改善公司治理,增强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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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税后总利润达到了1.2万亿元的历史新高,2003年至2011年,年平均利润增速为50%。另外,不良贷款率从2002年末的23.6%下降到2011年的1.77%;资本充足率从2003年末仅有8家银行达标增加至390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全部超过8%,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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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银行业权威杂志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年度排行榜显示,2011年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占全球银行业利润的三成。该杂志称,以中国工商银行为首的3家中国银行占据了银行利润排行榜的前三位。2012年,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中首次出现前10位中有4家中国的银行。其中,中国工商银行排在第3位,中国建设银行居第6位,中国银行排第9位,中国农业银行排第10位。

“入世后银行业发展模式也开始发生可喜的变化,近年来在科学监管的引领下,银行业主要依靠利差的盈利模式已悄然转变,发展成为能够开办理财、投行等各种金融业务,尤其是较早实现多元化转型的几家大银行,其业务范围已扩展到了基金、保险等领域,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增强。”时任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认为。

外资银行发展史:“狼”来了?

1979年,第一家外资银行机构——日本输出入银行经批准进入北京设立代表处,拉开了中国金融市场 对外开放的序幕。

2001年12月11日,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同时,中国政府取消了外资金融机构外汇业务服务对象的限制,允许设在上海、深圳、天津、大连4城市的外资金融机构正式经营人民币业务。

2005年,《中国经济周刊》以《中国银行改革很行?》为题分析关于人们怕“狼”心态。文章称:“外资进入就好比‘狼’要来了,国内的银行无论从核心竞争力还是服务理念上都像是一只绵羊,把狼放进来,羊就该遭殃了。”因为从2006年12月开始,外资银行将被允许在中国的任何城市向中国的任何老百姓经营人民币业务,为他们存款、贷款,为他们理财,成为中国居民享受银行服务的又一新选择。对于新兴的中国银行业来说,这个挑战充满了强烈的刺激。

2005年年底,已经有111家外资银行机构获准在上海等18个城市经营人民币业务,其中61家获准经营中资企业人民币业务;13家外资银行获准在华开办网上银行业务;24家外国银行机构获准开办衍生产品业务。外资银行规定范围内经营的业务品种已超过100种。

然而到了2010年5月,普华永道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称,42家外资银行高管调查报告显示,外资银行在华扩张初显烦恼。银行业对外开放3年后,在日渐增大的竞争压力和监管力度下,外资银行的情绪日益敏感。外资银行在华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经济周刊》报道称, 2006年12月,当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时候,在外资银行面前,中资银行就像是“小学生”。3年时间过去了,中资银行首次被外资银行视为可畏的竞争对手。

2011年,正值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6周年之际,《中国经济周刊》通过对渣打银行、法兴银行、德意志银行、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等外资银行中国区负责人的专访推出了系列报道《外资银行在中国》。

报道称,截至2011年,外资银行在中国资产已从零增长至超过万亿元。如今,面临着监管、风险控制等一系列战略问题,外资银行不仅要思索“全能银行”是否还能在全球延续,更要直面在中国未来的发展命运。

渣打银行中国区总裁林清德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坦言,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尤其是2006年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之后,意味着更多的参与者进入中国市场。新的外资银行来到中国,你会发现行业的发展速度已经超出了各机构人才的供应储备。因此,对渣打来说,当时最大的挑战就是人才。

德意志银行首席运营官卢睿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坦言:“尽管中国在入世后,监管部门对外资金融机构的限制正逐渐取消,但相对于其他行业而言,金融业仍然是最为谨慎的。”卢睿坦言,德银的全球业务线都有一种迫切来到中国开展工作的愿望,“而目前我们只能通过在相关业务寻找合作伙伴的方式来开拓市场,作为一家全球性的金融机构,我们乐见于本土机构和国际性金融机构能够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而这些将有利于市场的成熟发展。”

法兴银行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张永光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法兴银行在进入中国的30年中,始终以“简单的、全面的、对客户有效的产品服务于中国市场。对于中国客户的需求,我们可以利用全能银行的优势和全球资源去提供高附加值的服务”。

如今,离上一轮启动划时代的国有银行改革已经10年,离中国第一家大型国有银行——中国银行上市已近8年,同时,中国金融业“三驾马车”分业监管体系建立亦已10年。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在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强调,当前改革进入了“攻坚区”和“深水区”,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背负130万亿资产总额的中国银行业和日渐让人熟悉的外资银行,对他们而言,2014年,将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既是过去10年的终结,又将是下一个10年的起点。

可以预见,进入2014年,站在新一轮政经周期的起点,“改革”依然将成为关键词。在中国发生的银行业的故事依然会持续精彩。

记者手记

旁观者的乐趣

刘永刚

做财经记者最有趣的就是能见到很多有趣的人,听到一些有趣的事儿。

一个场景。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的小组讨论会上,各位委员纷纷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归结为银行嫌贫爱富,并最终导致多数企业只能选择地下钱庄和民间借贷。更有委员直言,地下钱庄这种灰色地带现在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这不仅给中小企业的发展埋下了隐患,更给社会造成了众多不稳定因素。

“嫌贫爱富”,说的是银行;“无人管理”指的是监管机构,一时间,场内气氛颇为紧张。

此时,端坐在场内一直沉默的新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终于忍不住了。他拿起话筒向在场的委员说,实际上,银监会从来没有任何提示,让银行在放贷的时候戴上有色眼镜对待中小企业。但从银行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中小企业贷款的不良率是正常贷款的3倍,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自然积极性不高。

会后,有银行行长说,刘主席已经尽力了,大家不要再逼他了。在我看来,一句尽力,让刘明康释然。

10年间,银行业走出了它本应走出的脉络,它们的领导者也渐渐融入到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环境,而我也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银行业的巨变。对于我来说,10年最大的收获便是用新闻人的眼光看到了他们的痛楚,以及他们应对痛楚的方法。或许,这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最大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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